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把握新时代历史方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世纪性飞跃，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在生态领域的重大原创性贡献，展现出鲜明的时代品格与开放的实践特质。

　　学者名片

　　杨开忠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空间经济学、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生态文明。

　　观点摘要

　　《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的核心价值集中体现在三个维度

　　●为学习、阐释与研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供了权威系统的文献依据

　　●深刻揭示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的内在逻辑

　　●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最新成果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大目标的深度融合提供了行动指南

　　从“两型社会”建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革命性转换，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的深刻变革

　　●实现了从“局部优化”到“系统重塑”的突破

　　●完成了从“增长优先”到“共生繁荣”的价值转向

　　●实现了引领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角色跃升

　　新质生产力作为生态文明时代基石的核心属性体现在四个维度

　　●新质生产力是要素协同、系统跃升的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是生态赋能、范式重构的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是价值引领、发展革新的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是绿色化、智能化、韧性化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的生产力

为人类文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提供科学的理论遵循与实践路径

　　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核心要义深刻凝练于三个维度：物质统一性，揭示了人与自然共生共源的本质联系；实践联结，阐明了人类通过实践活动与自然互动的根本路径；目标和解，则指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终极追求。《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深度扎根于这一思想的核心逻辑，既精准承接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中“物质统一性”“实践联结”“目标和解”的理论精髓，又立足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实现创新性发展，形成完整的“继承—发展”闭环，不仅开辟了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新境界，更以鲜活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指引，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文献。

　　《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系统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自2012年12月至2025年4月期间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79篇重要著作，是迄今为止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创立与发展历程反映最为全面、系统的文献集成。从内容维度看，第一卷不仅完整覆盖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动态发展脉络，还通过收入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有关生态文明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在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等关键文献，进一步拓宽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议题边界，深化了其理论内涵——从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路径到新质生产力，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到人类文明转型的中国方案，构建起层次丰富、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

　　《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的出版发行，具有不可替代的深远理论意义与重大现实价值，其核心价值集中体现在三个维度。其一，为学习、阐释与研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供了权威系统的文献依据。通过第一卷，我们得以更清晰地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继承脉络与创新突破，进而更完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为相关领域的理论创新筑牢根基、指明方向。其二，深刻揭示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的内在逻辑。第一卷中的论述，将这一时期的生态文明实践置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的交汇中，让我们得以透彻理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深刻变化，并非偶然的政策成效，而是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科学指引，顺应了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必然。其三，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最新成果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大目标的深度融合提供了行动指南。更重要的是，第一卷所阐释的思想超越了单一国家的生态治理范畴，为人类文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提供了科学的理论遵循与实践路径，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为人类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的大国担当。

　　认真研读《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既是一次深刻的理论武装，也是一场生动的思想洗礼，让人们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深受教育、收获颇丰。

从“两型社会”建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战略演进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生态文明的完整意涵可以从共时性与历时性两个辩证统一的维度理解和把握。共时性视角强调的是生态文明在“当下”中国式现代化事业中的结构性地位，是“当下”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中取得的积极成果与进步状态，是中国式现代化事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内在属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历时性视角强调生态文明是继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新型高级文明形态，其核心追求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

　　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生态文明的实践方略，既是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更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鲜明标识。从共时性与历时性两个辩证统一的维度看，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随着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经历了以下两个阶段：

　　其一，共时性定义阶段（1949—2012年）。这个阶段经历了聚焦山河整治（1949—1972年）、“三同步”（1972—1992年）、可持续发展理念嵌入（1992—2005年）、“两型社会”建设（2005—2012年）四个不同时期，但始终采取共时性定义，将生态文明视为在任何一个时间切面上所应具备的一个内在构成要素和结构关系，“两型社会”建设是其集大成者，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局部改良”，聚焦具体资源环境问题，在既有发展框架内通过技术管理优化缓解压力。二是“增长至上”，其底层逻辑仍以经济增长为优先项，资源环境保护属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配套产品”。三是“末端治理”，主要关注生产端的资源优化与污染治理，未全面覆盖社会再生产各环节。

　　其二，转换阶段（2012—2020年）。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客观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使优美生态环境日益成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内容；生态文明的战略地位不断凸显，形成突破工业文明范式的态势；《巴黎协定》等国际公约推动全球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共识。适应这一战略形势，党的十八大提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此阶段生态文明呈现共时性与历时性定义并用、二维协同的特征，并迅速转向以历时性定义为统摄。这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提出了生态文明经典的历时性定义。这一重要论述从人类文明演进的宏大视角定位了生态文明的历史坐标——它并非落后的“不发达文明形态”，而是对工业文明“先破坏后修复”“先污染后治理”路径的深刻扬弃，是一种更高级、更可持续的发达文明形态，从而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鉴于现代化的本质是从不发达社会向发达社会的转变过程，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深刻揭示了生态文明与现代化的内在统一关系：从现代化视角看，生态文明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生态文明就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一科学论断打破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对立”的固有思维，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了独特的生态内涵，有效指引着生态文明实现共时性与历时性两个维度观念辩证统一的演化方向，最终推动生态文明定义实现了从共时性统摄到历时性统摄的根本转变。二是实践方略发生根本性转变。这一转变始于以“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为抓手的重点突破，最终升华为以“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为统领的全局性重塑。党的十八大提出“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旨在推动将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的基础性要求，系统性地升格为统领全局的现代化新范式。随着生态文明理念的深化，党的十九大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确立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标志着生态关切从经济社会发展的“约束条件”跃升为“内在目标”和“价值导向”。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系统提出“构建生态文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其核心旨归正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标志着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已经从侧重于资源效率与污染控制的“两型社会”建设，迈入了重构发展逻辑、统筹人与自然关系的全新现代化阶段，实现了一场发展哲学的深刻革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强调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这一重要论述标志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了从“两型社会”建设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革命性转换。这一重大转变的具体表现，不仅在于实现了科学理论指导的根本性飞跃，更在于以下三个方面的深刻变革：

　　一是实现了从“局部优化”到“系统重塑”的突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升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推动生态保护从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转变为“内在动力”、治理方式从“末端治理”升级为“源头防控”，强调对发展模式、生产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进行全方位、系统性变革。我国提出的“双碳”目标就是这一理论逻辑的生动实践，它不仅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举措，更是推动能源结构、产业结构深度变革的战略抓手，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从局部修补到系统重构的根本性转变。二是完成了从“增长优先”到“共生繁荣”的价值转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价值内核，深刻把握科学规律，强调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追求人与自然共生共荣。这一价值导向的转变，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以往经济“增长优先”的单一维度，转向“人与自然共同繁荣”的多元目标，促使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三是实现了引领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角色跃升。随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为全球共识，世界的目光投向有能力、有担当的主要经济体。我国从“两型社会”建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战略演进，是一次回应世界期待、把握发展话语权的历史性跨越。这一转变，不仅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彰显，更是中国主动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绿色智慧与解决方案的生动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在2023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深刻指出，“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实现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实现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实现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加快绿色化、低碳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重大判断，为我们准确把握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方位和战略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以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跃升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出，生产力的质态跃迁是推动社会文明演进的根本动力。在人类文明史上，农业文明的先进生产力以铁犁牛耕、水利工程等为代表，工业文明则以蒸汽机、电力技术等为典型代表，而当前我们正迎来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特征的生态文明新时代。这一重大历史转型迫切需要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先进生产力形态作为基石。习近平总书记立足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新质生产力理论，系统回答了“何为生态文明时代的先进生产力”这一时代之问，为加快推动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跃升提供了理论指引和实践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并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一重要论述科学阐明，新质生产力并非各生产要素的简单叠加，而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要素在物质技术、制度质量、报酬递增、流动整合、空间效能、价值偏好多重属性上，通过协同作用实现的创新突破与动态适配，最终形成一种整体性、系统性的质态跃升。它从以下四个维度系统阐明了新质生产力作为生态文明时代基石的核心属性。

　　第一，新质生产力是要素协同、系统跃升的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这一重要论述揭示了新质生产力彻底超越传统依赖要素投入规模的发展路径，其根本动力源于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升、劳动资料的智能化迭代、劳动对象范畴的持续拓展以及全要素组合方式的系统性革新。这种发展不是局部或线性的改善，而是通过绿色化筑牢生态根基、智能化注入核心驱动力、韧性化构建安全保障的深度融合，推动生产力系统在结构、功能和效能上实现全局性重塑与历史性突破。在这一进程中，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人工智能演进为核心生产工具，生态环境被纳入基础劳动对象，传统要素在数字赋能和绿色导向下重新配置、效率倍增，最终完成从数量积累到质量变革、从规模扩张到价值创造的系统性跨越，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奠定了全新基础。

　　第二，新质生产力是生态赋能、范式重构的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以其独特的生态属性，生动诠释了这一重要论断的科学内涵。在这一全新范式下，生态环境实现了从“外部约束”向“内生要素”的根本性转变——优质的生态资源不再是被动的保护对象，而是作为新型劳动对象和关键生产要素，直接参与价值创造。生态环境保护修复过程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形成良性互动，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承载力成为衡量发展质量的重要标尺，真正实现了从生态优势到发展优势的实质性转化。

　　第三，新质生产力是价值引领、发展革新的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这意味着，新质生产力以新发展理念为价值内核，从根本上超越了工业文明时期“资源消耗—环境破坏”的旧有逻辑：它以“创新”重塑驱动引擎，以“协调”优化系统布局，以“绿色”划定发展边界，以“开放”激活要素潜能，以“共享”导向成果普惠。在这一价值体系的引领下，新质生产力不仅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更构建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型发展范式，从理念根源上破解了“发展与保护”的二元对立。

　　第四，新质生产力是绿色化、智能化、韧性化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大论断，深刻揭示了新质生产力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统一性。这一本质特征在实践中具体展现为“绿智韧深度融合”的系统路径：在技术创新上，以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和数字技术等为核心，推动形成绿色化、智能化的技术集群，为生产力跃升提供核心动力；在制度质量上，建立健全生态补偿、碳交易市场等现代环境治理体系，以高标准制度支撑和规范绿色低碳转型；在空间效能上，塑造集约高效、智能互联、生态韧性的国土空间格局，提升资源配置与承载能力；在价值偏好上，倡导并内化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社会价值取向，引导生产和消费行为向生态文明转型；在报酬递增激励上，构建绿色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的正向回报机制，推动技术、产业与市场形成良性循环；在流动整合上，促进数据、算力、算法、环境权益、生态产品等“绿智韧”要素和商品在区域、产业及城乡间高效流动与整合，实现系统化、网络化发展。通过这六个层面的协同推进，新质生产力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社会再生产的全过程，其发展进程本质上就是生态文明的构建进程，标志着人类文明发展范式的根本性转变。

　　新质生产力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与发展，兼具重大的理论价值与深刻的实践意义。它为我国在新发展阶段统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提供了清晰的理论指引与实践路径，标志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在理论与实践的融合中迈上了新台阶。

　　在理论层面，新质生产力理论突破了传统生产力理论中“技术决定论”的局限，构建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有机互动的系统性分析框架。它深刻揭示，生产力的发展并非孤立的技术或经济现象，而是与绿色产权制度、生态补偿机制等生产关系，以及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绿色文化价值观念等上层建筑深度互动的系统性结果。例如，碳交易市场的建立使“生态产品”成为可交易的生产要素，直接激励绿色技术的创新与应用；而全社会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价值认同，则为绿色生产关系的完善与绿色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社会文化支撑。这一理论创新，不仅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涵，也为全球生态文明理论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是立足当代中国实践、回应人类共同课题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成果。

　　在实践层面，新质生产力理论为我国破解“发展与保护”这一世界性难题提供了核心抓手。当前，我国正处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时期，面临保持经济合理增长与大幅降低碳排放的双重任务。新质生产力为这一任务的落实开辟了现实路径：通过发展新能源汽车、光伏、风电、储能等绿色产业，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的同时，有效降低化石能源依赖与碳排放；通过智慧环保监测、碳足迹数字化管理等技术融合，既提升了环境治理效能，也催生了数字经济新增长点；通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激发各地区禀赋优势的基础上，于全域尺度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而系统塑造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格局。可以说，新质生产力理论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引领文明形态深刻变革的科学指南。

　　展望未来，以新质生产力为引领，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协同并进，必将成为“十五五”时期乃至更长时期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可以预见，随着新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我国将实现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跨越，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方案，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